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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两强’的说法还为时过早。就是说,如果想建立中美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以此来左右世界,时机还远未成熟。但是,有这种想法的领导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在某一天把它说出来,那也并非无稽之谈。”发表这个论点的人是杰夫里·加登先生,他是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国际事务顾问,目前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这是一所全美最著名的商学院。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他都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上层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明日的世界经济将围绕两强来组织,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依旧占据着广泛的统治地位,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告诉其新的合作伙伴及未来的竞争对手应当跳什么舞,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历史昭示人们,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共和,最终总是一个帝国赶走另外一个。美国人对此并未忘记。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初级产业”的节奏仍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曾经以为,自己已经能摆脱所谓的商业周期。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还是会追随世界的局势波动,有高峰,也有低谷,有繁荣,也有衰落。如今,中国这只饕餮的到来重新点燃了许多数十年来多少受人冷落的产业,激发了新的研究、创造和投资活动。全球的某些产业,例如农业和核工业,整个都乱套了。甚至,许多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产业领域也受到了波及,它反映出,随着餐桌旁边那位新食客的加入,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受到深刻的影响。信誉好的棋牌游戏平台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

信誉好的棋牌游戏平台这种普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条件已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较小的工业强国的出现都更大、更持久,它迫切地需要能源和原料,其巨大的需求使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飙升。它拥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它的报价直接或间接地压低了世界劳务市场的价格(工资水平)。这样一个新建立的价格体制肯定是过渡性质的,那也正是近几年来人们那么关注金融问题,一会儿担心通货膨胀,一会儿又担心通货紧缩的最终原因。人们依靠自己的创新、投资以及想象力,可以减轻全球的能源紧张关系,通过培训、请愿和创造力,也可能减少劳务市场的压力。但考虑到中国幅员的广大,这种过渡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全世界范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下降,可能会持续多年,这方面的调整工作只能逐步地进行。对于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好机会。而对于那些只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灾难。这是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变化会有利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而不利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中国的腾飞将在无意中有利于一些国家的发展,而有害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可以得利,而墨西哥将受害;哈萨克斯坦可以受益,波兰却不行。中国使全球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Ce monde qui nous attend, 1997),《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zinzin, 1999),《不先生——若斯潘与法国经济》(Monsieur Ni Ni, Jospin et l'économie, 2001),等。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由于工资成本出奇的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看到毛泽东的中国肯定会成为所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者,这些产业对人的资质要求甚少,乃至一无所求,靠的就是人(实际上主要是女人)的双手和双臂。除了香菌、花岗岩和苹果之外,“中国制造”亦搅乱了世界上大部分传统产业的地理分布。在那边新创造的就业,也就是在我们这些发达国家被淘汰的行业的工作。纺织、制衣、制鞋、玩具、家具、建筑、造船、家用电器、五金或小电器,这些行业的重心已经严重外移。中央帝国转而在这些行业里占据了中心位置,有时甚至是统治地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止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的进程。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信誉好的棋牌游戏平台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美军的小伙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差一点儿就戴上了标有“中国制造”的黑色贝雷帽——侮辱性的标签!幸亏有曼祖罗议员的英雄行为,事情才不至于此。曼祖罗先生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深受产业外迁政策影响的工业州。美国国防部出于加强预算管理的考虑,本来已经决定购买中国出产的帽子:它们的报价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不过在众议院担任小型企业委员会主席的曼祖罗获得批准,将对这笔交易进行延期审理。于是,两年前由广东某家工厂交付的614,999顶贝雷帽便滞留在了五角大楼的“小件”部门的仓库里,而第615,000顶帽子将长期保存在那位共和党议员的手提箱中。在他看来,这顶帽子标志着对来自中国的诸多“祸患”的胜利,而类似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少了。谁能相信呢?在沙漠王子和毛泽东的子孙后辈之间竟然谱写出了一首田园诗。利雅得和北京一直到1990年才相互认识,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外交关系。谁知道,仅仅15年后,他们就彼此爱得发疯,或者说快要发疯了。沙特王国派遣了数千名学子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并动员资金和工程师去中国建造炼油厂和石化厂。沙特让中石化集团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负责一部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本来“顺理成章”地应当是美国大佬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利雅得让华盛顿尝了闭门羹。对北京如此垂青绝非偶然:在这段时间里,沙漠王国已经成为中央帝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这对美国实在是一大痛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大剧院推迟了建设工期。早到的寒流让户外工程不得不暂时冻结。但是,项目负责人并不过分担心。为了弥补几个星期的工期损失,在天气条件好转之后,他们将额外雇用几十个工人,日夜加班。一位工地领导说,“如果有用人需要,马上就会有好几百人报名”。在其他地方,例如深圳等南部沿海地区,台湾来的纺织企业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容易找到便宜的劳动力了。这些劳动力曾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但随着电子工业的竞争,以及该地区员工培训水平的提高,工资也相应上涨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劳动力不来找工业家,那么工业家就会去找劳动力。在各方面的慷慨的优惠条件吸引下,这些投资者把大量企业搬到内地省份。北京下令,到西部去。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们明白,他们在那里能找到听话和便宜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去了内地的教育中心城市(西安、成都、武汉等),在那里大力经营和投资。在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座七层的普通建筑。4,000名工人在那里干活,8,000只手昼夜不停地组装。杂陈的零件一一就位,在生产线的尽头,就产生了成批的鼠标。于是,旺达成了“中国制造”。参观一下那里的工厂原材料仓库,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在那里,供工厂进行“制造”的零部件还堆放在原包装里。从摩托罗拉的“芯片”,到安捷伦科技公司的光学系统,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美国制造。《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会计资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小小的“中国鼠标”的血管中流动着许多美国的血液,在顾客支付的40美元中,只有3美元流向中国。构成一只“鼠标”的各种零件主要是由美国制造的,成本约为14美元,批发商和零售商拿去了15美元,“鼠标”的父母——它的设计者、罗技国际公司——拿走8美元,其中一部分交了市场营业税,其余的则要养活在加利福尼亚弗莱蒙厂子里干活的300名美国人。这300人所需的工资远远超过了苏州的4,000名中国工人。中国拿到的3美元还不全是支付工人工资,还要支付电费、仓储费、运输费和其他许多附加成本。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从现在起到2008年,我们将为奥运会做好一切准备。首都的全部居民都将会讲英语!”北京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外国记者们解释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进展,他显然是过于自负了。当然,首都的基础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十多个场馆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平整土地、重建,紫禁城也被粉饰一新,城市将变得很干净。最高官员保证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国家大事,他们会很好地完成,完全可以令人放心。以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为戒,中国人十分注意排除信息传播方面的故障;在安全方面也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可以提供许多经验。对于北京来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参照,那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与传统案例相比,中国在工资方面有着漫长的追赶时间,而高科技力量的提升却将显示出惊人的速度:它将成为非洲和美洲、中世纪和21世纪的不确定的混合体,中国将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在各种市场上与老工业国展开竞争,它要迫使后者进行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创造性的破坏”。还有,中央帝国将使富国面临节奏上的考验,创新能够和摧毁一样快吗?为了补充那些被“中央吸血鬼”靠自己的相对优势抽走的旧产业,老工业国的实验室能够迅速设计出新的设备、服务和职业吗?从目前来看,涡流估计要比过去的强烈得多。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信誉好的棋牌游戏平台今天,“中国制造”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制造”,50和60年代的“日本制造”,以及70和80年代的“台湾制造”,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驶出涡流区以后,新、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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